德国最近的政治变化，让欧洲不少观察者重新审视这个曾经被认为最稳定的国家。过去几十年，德国政治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稳定。 无论是基督教民主联盟（CDU/CSU）、社会民主党（SPD），还是绿党等传统力量，虽然彼此之间存在政策分歧，但整体都维持着相对成熟的竞争格局。 这种稳定正在被打破。2025年2月23日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投票率高达82.5%，为1987年以来最高。 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获得了20.8%的历史最佳得票率，得票率较2021年大选翻了一番，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德国东部的多个联邦州均成为第一大党。 联盟党以28.6%的得票率赢得选举，社民党仅获得16.4%的选票，遭遇重大选举失败。这一结果标志着德国传统政治模式正在进入深度调整期。 很多德国选民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他们关心的是能源账单有没有上涨，工资能不能追上物价，企业还能不能提供稳定工作，年轻人未来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过去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问题可以被增长掩盖，但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之后，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GDP萎缩0.3%，2024年进一步下降0.2%，连续两年负增长，这是自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年经济下行。能源成本高企、企业转型乏力，叠加美国关税冲击，令德国企业生存空间不断遭挤压。 德国多家生产企业表示，产能利用率不稳定、固定成本过高、竞争力下降，加上电费压力，传统消费品企业发展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经济数据可能很遥远，但生活成本变化却非常直接。超市里的商品价格、冬季取暖费用、就业市场变化，这些才是影响选民态度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AfD影响力持续扩大，但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该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早在2018年，基民盟就通过了“不相容决议”，拒绝与包括德国选择党在内的极端主义政党组建联盟或开展合作。 即便选择党最终未能执政，其创纪录的得票率本身已标志着德国主流政党长期构建的政治“防火墙”策略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无论如何，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明显：德国作为欧洲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它的政治方向变化，很可能影响整个欧洲未来的政策走向。 就在德国国内政治压力增加的时候，德国外交层面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动作。2025年5月19日，王毅外长应约同德国新任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祝贺瓦德富尔履新。 王毅外长还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德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中国曾无条件支持德国统一，希望经历分裂之痛的德国能充分理解和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一切“台独”行径。 这个时间节点引发外界关注，原因在于过去几年德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一直在讨论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关键词就是“降低风险”。 默茨政府尚未出台新的中国战略，但多次明确呼应欧盟的对华战略，强调“去风险”而非“脱钩”，以精准“去风险”为核心，在产业政策、外商投资、关键技术及出口管制等方面加强保护主义措施。 从政治层面看，德国希望减少关键领域风险，这是其战略考虑的一部分。但从经济层面看，德国又很难忽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这正是德国当前最大的矛盾——政治语言可以很强硬，但产业联系不会因为一句话消失。 德国政经两界在对华态度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德国商界主要诉求是降低“商业地缘政治化”风险，而非所谓“对华依赖”的风险。 有鉴于此，德国在华企业对于政界的“去风险”政策三心二意，大多通过“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措施予以回应，确保企业利润。 德国经济的现实需求和德中经贸的紧密联系都已证明，“去风险”并非可行的路径。尤其是在汽车产业领域，中德之间形成了长期深度联系。德国汽车企业不仅在中国销售产品，也在中国布局生产、研发和供应链体系。 新能源汽车时代到来之后，汽车竞争已经不只是发动机技术竞争，而是电池、软件、智能驾驶和供应链体系的综合竞争。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形成了完整生态，这意味着德国企业面对一个现实：如果完全脱离中国市场，损失的不只是销售机会，也可能影响未来产业竞争力。 如果把德国外长与中方沟通单独来看，可能只是一场正常外交交流，但放在德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这件事就有了更深层含义。事实上，瓦德富尔的访华行程本身就一波三折。他原本计划于2025年10月26日访华，却在临行前两天临时取消。 德国外交部官方回应称访问取消是会晤行程安排方面的原因，但德国媒体和多位专家学者分析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瓦德富尔此前发表了一些令中方不满的言论。 然而在取消访华后不久，瓦德富尔又主动致电王毅外长，语气与之前判若两人，表示德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在中方方便时间尽早访华。 最终，应王毅外长邀请，瓦德富尔于2025年12月8日至9日访问中国。王毅在会谈中表示，瓦德富尔外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