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谈话并没有停留在国际形势上。斯诺忽然提到一位多年未见的中国朋友：“我一直牵挂那位王牧师。”这个名字，牵出了三十多年前一段少有人知的往事。 斯诺所说的“王牧师”，并不是本名王某，而是董健吾当年使用的化名。1936年，斯诺准备进入陕北采访，却被困在西安。那时通往陕北的道路并不公开，外来记者若没有可靠引路人，很难平安抵达。 董健吾受地下组织安排前来接应。他身着长衫，以牧师身份出现，说话平静，行动却十分干脆。斯诺后来回忆，正是这位“王牧师”帮助他穿过层层关卡，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此行后来写入《西行漫记》，使斯诺成为向西方介绍红色根据地的重要见证者。 董健吾出生于1891年，上海青浦人，早年接受过教会教育，熟悉英语，也了解西方宗教。五卅运动爆发后，社会现实给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他没有把牧师身份只当作谋生方式，而是逐渐走进民族救亡和革命活动。 他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能够把公开身份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上海圣彼得教堂等处，曾为地下交通提供掩护。人员转移、文件传递、临时联络，都可以借助教会活动遮蔽外界视线。有人只把他当作温和的神职人员，却不知道他承担着极大的风险。 1930年前后，董健吾还参与筹办大同幼稚园。这所机构表面上是收容和照料儿童，实际上也承担着保护革命者子女的任务。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便曾在这里得到照料。孩子们的生活十分艰苦，董健吾不仅安排饮食起居，也尽力保护他们免受战乱牵连。 毛岸龙年幼夭折，是那段经历中令人难以释怀的一件事。董健吾没有把收容所当成临时差事，对留下来的孩子格外上心。后来，毛岸英在信中称他为“董伯伯”，这份称呼并非客套，而是多年照料留下的亲近感。 有意思的是，董健吾并未因护送斯诺而获得公开声誉。1937年以后，他继续在复杂环境中从事联络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局势急剧恶化，许多地下关系被迫中断，他的经历也因此变得更加隐蔽。 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由于历史关系复杂，特别是受到潘汉年案件牵连，他一度被审查，生活待遇也受到影响。昔日承担危险任务的人，后来却住在普通旧屋中，许多熟悉内情的人对此感到惋惜。 1970年，斯诺再次来华访问。他向毛泽东提起董健吾，希望能够见面。毛泽东随后让有关方面查找这位“王牧师”。工作人员很快在上海找到董健吾，但那时他已身患重病，身体状况十分糟糕。 据有关回忆，董健吾得知斯诺来华，只说了一句：“斯诺好，我记得他。”他当然愿意见这位旧友，可癌症已经发展到晚期。斯诺赶到上海时，董健吾已无法等到两人重逢，1970年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有再见一面。斯诺后来多次提及这位中国牧师，称他是自己进入陕北途中遇到的重要帮助者。对斯诺来说，董健吾不仅提供了一条安全通道，也让一个外国记者得以接触真实的陕北生活。 1978年，董健吾的历史问题得到重新审查，上海有关方面为他举行追悼活动。那张曾经帮助斯诺找到接头人的半截名片，也被重新提起。它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文字，却见证了一个牧师、一个记者和一段特殊历史的交汇。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