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酷玩实验室 前不久长鑫存储上市，合肥国资账面浮盈超万亿，“最牛风投”的名声更响亮了。但很多人忽略了武汉。 最近长江存储科创板IPO获受理，拟募资330亿，超过长鑫科技的拟募资295亿，创下科创板拟募资规模之最。这家全球NAND闪存份额前三的公司，总部在武汉光谷。 十年前，武汉在光谷划出一片地搞存储芯片，那时候没人看好。长江存储从挖人、建厂、啃技术，一路被美国制裁，一路杀到全球前三。现在要上市了，武汉的“芯片局”终于要兑现。 事实上，武汉的芯片布局不止长江存储。从存储到光通信到显示，武汉在半导体产业链上卡了好几个关键位置。有人好奇，武汉凭什么在芯片产业上跑出来了？武汉的芯片产业版图到底有多大？ 01 武汉如何押注芯片20多年？ 很多人以为武汉搞芯片是最近十年的事，其实起点比这早得多。 2000年前后，武汉面临产业转型压力。那时候武汉的产业底子是钢铁，但钢铁是重资产、低增速的行业，城市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好2000年国家出了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武汉开始布局芯片产业。 但光有政策不够，武汉当时连一条像样的芯片产线都没有。搞芯片不能凭空追，得有相关的产业基础。 武汉当时拿得出手的，是光谷做了二十年的光电子产业。从1976年拉出中国第一根光纤开始，武汉在光通信领域做到全国领先，高校里有华科、武大，邮科院系出来了烽火、光迅、长飞一批企业。这些企业做光模块、做光纤，本身就离不开芯片。 做到一定程度，武汉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光模块里最核心的控制芯片全靠进口。华科教授邹雪城说过一句话，在武汉半导体圈子里传了很多年： 如果不做这件事，中国半导体产业版图上就没有武汉的名字。 那几年中国半导体产业基本集中在上海、江苏，武汉作为中部城市，跟沿海比招商引资没优势，跟北京比科研资源也差一截。等芯片产业热起来再动手，武汉在这个行业里就彻底没有位置了。 于是武汉先建了一条产线。2006 年，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三级政府凑了上百亿，成立武汉新芯，要建一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12英寸是当时国际主流的芯片制造尺寸，建这么一条线在中部地区是头一份。 然而，2008年9月产线刚投产，全球金融危机就来了。 武汉新芯投产之后，主要给美国一家叫飞索的闪存厂做代工，靠中国制造成本低换订单。结果飞索自己没扛过金融危机，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武汉新芯唯一的大客户没了，订单骤降，产线空转，每天都在烧钱。 这时候，有人提议把产线卖了。台积电、美光来看过，出价还不低。对当时的武汉来说，止损拿钱干点别的，似乎是最理性的选择。 但武汉没有卖。 这条产线一旦卖掉，武汉在半导体产业里就真成配角了。厂房、设备、团队这些东西，以后想花钱也未必能建起来。守住这个制造平台，就等于保住了一颗种子，以后有机会才能往上嫁接东西。 此后十年，武汉新芯持续亏损，但产线一直运转，团队和研发都没有中断。早期这条线委托中芯国际管理，行业里有人批评中芯管得不上心，毕竟这不是中芯自己的厂。2013年，武汉把中芯国际持有的股份买了回来，让新芯独立运营，还请了原中芯国际COO杨士宁来当CEO。 武汉守住新芯这条产线之后，也等到了一个更大的机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消费市场，但存储芯片曾几乎全靠进口，一年花在进口芯片上的钱比进口石油还多，不能一直被卡脖子。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这是国家第一次真金白银往半导体里砸钱，推动存储芯片产业布局。很多城市都在抢项目，最后国家决定在中部建两个存储器基地： 一个做DRAM内存放合肥，一个做NAND闪存放武汉。 为什么是武汉？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在于国家要的是一个能马上接项目的地方，不是一个从零开始建的地方。到2014年，武汉新芯已经成立八年，攒下了晶圆制造的工程经验、自己的技术团队、现成的厂房设备，这些东西其他很多城市都没有。 2016年3月，国家存储器基地在武汉光谷启动，总投资240亿美元。但武汉新芯只有代工能力，没有自己的存储芯片技术和品牌。国家便拉了紫光集团牵头，联合湖北科投、国家大基金一起出资，新成立长江存储，把武汉新芯的产线和团队装进去，专门做自主品牌的NAND闪存，武汉新芯也就成了长存的全资子公司。 这时候长江存储最缺的是人。存储芯片这个行业，研发、工艺、良率爬坡，没有十年以上经验积累根本玩不转，中国大陆当时没有成熟的存储人才队伍，只能从海外挖。 紫光集团当时是长存大股东，董事长赵伟国亲自带队，他从台湾挖来了被称为“存储教父”的高启全。高启全曾参与创办旺宏电子，后来当到华亚科董事长，在存储行业做了三十年，到长存后负责技术方向，和他搭档的是杨士宁。 2017年农历年刚过，台湾半导体圈上百位工程师集体跳槽，目的地就是武汉的长江存储和合肥的长鑫。薪水直接翻倍起步。台湾媒体天天抱怨人才流失，但也拦不住。 这批人把存储制造的工程经验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