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京初秋。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动桌上一摞旧地图。刘伯承坐在藤椅里，左眼早已失明，右眼也蒙着一层岁月的水雾。来听他谈长征的人低声问：那时候队伍一直在走，今天过山，明天过河，后天又回头，谁心里不慌？您有没有也想过，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老人沉默了很久，手指在地图上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红线慢慢划过去，像在摸一条已经干涸却仍然滚烫的河。 他说：想过。不只我想过，扛枪的战士想过，背锅的炊事员想过，毛泽东也想过的。可他和我不同。我问的是脚下的路，他答的是中国人的活路。刘伯承停了一下，又说：“主席就回了我两个字——向北。” 在场的人都听清了。两个字，轻描淡写。可在1935年春天的贵州山沟里，这两个字重若千钧。 1934年11月底的时候，在湘江进行了一场战役。在江面上漂着尸体，在水是红色的时候，红军从八万六千人打到只有三万出头了，他们丢光了他们的辎重，伤员躺在路边，连抬担架的人都找不到。聂荣臻在被抬过湘江的时候看着那些失魂落魄的士兵说：“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呢？” 过了湘江,红军进贵州占领遵义。通过了遵义会议以后，“左”的思想基本上被我们抛弃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发言权也得到很大的确定了。通过了新的方向:向川陕去建立根据地。听起来很明确,实际上从出发的时候起,红军就是走一路看一路,目的地改了好几次了,没有一个准数的。 然后就是四渡赤水。 后来的人把它当作一个经典的案例来看待。但是在1935年的三月份，在贵州的大山上,红军的战士们是怎么想呢?“一会东一会儿西。”在同一个河流上来回地渡过去又过来，绕来绕去到底要去干什么？ 刘伯承复出后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行军路线怎么走、作战计划怎么定，他手上攥着红军最现实的问题。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地图上的几条路线他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看得清楚，他就更明白，在那个历史关口，方向比任何一条具体的路都重要。 有一次，在黎平到遵义之间的某个晚上，毛泽东披着一件旧大衣坐在火堆旁边烤脚（鞋尖冒着白汽）。刘伯承走过去问：“润之，前面到底去哪儿？老这么拐弯，战士们心里会散的。”。 毛泽东拨了拨火,说：“伯承,你问我前面去哪里,我问你,我们离开瑞金,是为保存一个队伍呢?还是为了保存中国人民的希望?”。 刘伯承一愣。 那是第一次问。答案他当时未必全懂。 真正让他记住的，是后来的那次了。部队在川黔滇的山沟里来回穿插着打四渡赤水的时候，追兵已经把他们包围起来了。刘伯承在行军途中找到了毛泽东，当面问出了全军最焦急的问题：“主席，我们往哪走？”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只回答了一个字：北。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讲话了。 刘伯承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过，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心里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 为什么“北”就够了呢？如果向南的话，那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了，回去那就是送死；再回西边去吧，地形复杂，敌人也不少。往北走吧，虽然看起来很冒险，但是毛泽东心里装着整个棋盘。 “北面有川陕的红四方面军，再往北呢，陕北还有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根据地——那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个红色的地方。”只要坚持向北走的话，就有机会跟自己的队伍联系上，就会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了。 但这“北”，绝不是一条可以笔直前进的坦途。它同时回答了三重死局。贵州地瘠民贫，养不活三万大军，往任何一个方向转都面临着国民党重兵的围堵——这是军事上的死局。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东北，抗日呼声遍布全国，一支只打日军而不打国民党的军队将在道义上被彻底孤立了——这是政治上的死局。红四方面军远在川陕，中央红军如果不能和他们会合的话，任何一块根据地都难以单独支撑长期的战争——这是战略上的死局。 毛泽东用一个"北"字告诉我们:北上抗日,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形成拳头,这并不是逃跑,而是前进。 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了这个字的重要性。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坚决主张南下川康，认为四川盆地富庶可以偏安一隅，他带着八万人向南走，不到一年就损失过半，最终不得不回头北上，而陕北的中央红军从一个只有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发展成为抗战的核心力量。 南北之争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个路线的技术性分歧问题了，而是对整个时势的一种判断的问题。毛泽东看到的是中国与日本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了，谁先占据抗日的位置谁就拥有政治动员全国民众的政治资本了。 张国焘他只看到了红军需要一块安全的根据地来养活自己了，他的盘算里面只有军事生存没有政治格局了。 刘伯承在他的文章《回顾长征》中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我们剩下三万多人的军队是没有办法了。” 1961年那次回忆中，刘伯承说话的时候都是很佩服的样子。他说：“我是在问我脚下是条什么样的路，而他却在告诉我中国人应该怎么生活。” 一个问的是“我们去哪儿”，一个答的是“中国往哪儿去”。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落差，恰恰是长征最深沉的回响。历史从来不是事后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