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延安杨家岭，党的七大代表正在酝酿中央委员人选。博古、凯丰、王明都曾在党内犯过严重错误，代表们对此并不陌生。毛泽东却没有把选举变成简单的功过清算，而是反复向大家说明，评价干部既要看错误，也要看其长期表现、工作能力和对革命事业的态度。 这件事的分量，不能只用“宽容”二字解释。革命队伍处在复杂斗争中，干部有过失，路线有偏差，但一个人的专长、经验和改正错误的可能，同样不能被一笔抹掉。毛泽东用人有一条鲜明原则：政治上坚持是非，工作上尽量发挥长处，不能因为过去有错，就把人永远排除在事业之外。 博古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遵义会议后，他不再担任中央主要负责人，但毛泽东并未把他视为必须排斥的对象。长征途中，博古仍承担重要工作，并在中央同张国焘的分歧中维护组织统一。西安事变发生后，局势瞬息万变，博古与周恩来一同前往西安，参与处理复杂的政治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博古转入新闻宣传领域。延安的报纸、通讯社和对外宣传，需要既懂理论又熟悉实际斗争的人来主持。博古在这一领域投入大量精力，撰写文章，组织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看重的，正是他在关键岗位上重新发挥出的能力。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仍为博古争取机会。他并非否认博古曾经造成的损失，而是认为，错误应当接受历史检验，人也应当在实践中重新证明自己。博古后来受中央委托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他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39岁。毛泽东对这位曾经担任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 凯丰的转变，则带有更强的个人冲突色彩。遵义会议上，他坚持为博古的路线辩护，甚至当面质疑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毛泽东后来回忆那场争论时说，凯丰指责自己打仗只会照着书本，连《孙子兵法》的篇章都说不清楚。话说得尖锐，却没有因此造成终身隔阂。 长征中的事实改变了凯丰的认识。他逐渐转而支持毛泽东和中央的统一领导，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时态度明确。毛泽东也没有因他曾经反对自己，就拒绝使用这名干部。凯丰先后承担宣传、干部教育和统战等方面的工作，还参与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主持相关会议。 有一次，凯丰在批评张国焘时，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也牵连进去，引起严重后果。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你把他们逼上梁山了。”这不是替凯丰遮掩，而是指出方法上的错误：批判错误路线，必须区分组织责任与普通干部战士，不能把一批人全部推到对立面。 凯丰接受批评，作了自我检查。毛泽东随后仍然信任他。可见，团结并不等于不批评，重用也不等于不追责。真正重要的是，批评之后是否还给人改正和工作的机会。凯丰后来赴东北任职，继续承担宣传工作，直至1955年3月23日病逝，终年49岁。 王明的情况更复杂。他既在土地革命时期推行过“左”倾教条主义，又在抗战初期提出过偏向国民党的主张。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对其错误已有较清楚认识，但毛泽东没有主张把他彻底排除在组织之外，仍让他担任统战等方面的职务。 延安整风后，许多代表不愿再选王明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却解释说，错误有个人责任，也有历史条件和思想环境的影响，既要吸取教训，也不能把党的组织变成清算个人的场所。七大选举时，他一直留在会场，直到确认王明所得票数超过半数，才离开。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因病赴苏联治疗。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即便他在国外对党中央提出过尖锐批评，毛泽东仍主张保留其中央委员资格，并让有关方面关心他的医疗和生活。面对外界疑问，毛泽东曾说，犯错误的人也是一种“教员”，可以帮助党认识错误、避免重蹈覆辙。 这三个人的经历，构成了毛泽东用人思想的不同侧面：对博古，看重悔改后的工作能力；对凯丰，允许在争论和失误中重新站稳立场；对王明，则把组织原则与个人恩怨分开处理。该批评时不回避，该使用时不因噎废食，正是这种坦荡胸怀在党内用人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