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叫苏远桐，31岁，博士毕业那年，我一个人拖着两只行李箱飞越半个地球，落地法兰克福。 没有人告诉我，等待我的不只是一纸科研合同，还有一个叫马克·霍夫曼的男人。 他58岁，汉堡本地赫赫有名的航运业富商，第一次见我，开着一辆哑光黑的迈巴赫，用一口出乎意料地流利的普通话开口问："你就是那个从上海来的女博士？" 三个月后，我们登记结婚。 婚后的日子令人眩晕，不是因为陌生，而是因为太过炽烈。 一周十六次，从未停歇，直到某个普通的周三凌晨，我在浴室里突然晕倒，被救护车送进急诊室。 医生看完检查报告，把我单独叫到走廊，确认左右无人，才压低了声音开口。 那句话，让我当场从推车上猛地坐直了身体。 "苏远桐，你知道你丈夫的真实身份吗？" 01 我不是那种会冲动的人。 读完本科、硕士、再到博士，整整十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实验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感情的事从来排不进日程表。 不是没人追过我。 本科的时候有个学长，在图书馆门口等过我三次，第三次我从里面出来，他把一束雏菊塞到我手里，脸红到耳根，说："苏远桐，我喜欢你。" 我当时脑子里转的还是刚看到一半的那篇文献，低头看了看花，说了一句让他至今可能还记恨我的话："这花买来多少钱？实验室显微镜的耗材又不够了，下次直接给我打钱吧。" 他走了，雏菊留在了我手里，被我带回宿舍插在水杯里，养了三天蔫了扔掉。 我妈知道这件事之后，气得一周没给我打电话，之后每次通话开头都要叹一口气："远桐啊，你这辈子是打算嫁给显微镜吗？" 我说："妈，显微镜不会出轨。" 她气得挂了电话。 读到硕士，读到博士，追我的人越来越少，大概是风声传出去了，说苏远桐这个人眼里只有实验数据，追她是自讨没趣。我不觉得这是坏事，省心。 博士论文答辩通过那天，我坐在复旦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旁边有一对情侣在拍照，女生把毕业帽抛向空中，男生在旁边托着相机笑，阳光打在两个人脸上，晃得很亮。 我看了一会儿，把视线移开了。 不是羡慕，就是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被人认认真真喜欢是什么感觉了，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体验过。 导师帮我联系了德国汉堡大学的一个材料科学联合项目，说是科研合同，待遇不错，两年期，可以续签。我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填表、体检、办签证，一气呵成，手续比我预想的顺利得多。 我妈哭了一晚上，说这么远，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我爸坐在沙发上，抽了半包烟，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去吧，出去见见世面。" 临行前一天晚上，我妈把我拉到她房间里，关上门，压低声音，认认真真跟我说："远桐，你在那边，别太死板，遇到合适的男的，不要嫌麻烦，多接触接触。" 我说："妈，我去是做研究的。" 她说："研究研究，你研究了十年了，什么时候研究研究自己的终身大事？" 我提着两只行李箱上了出租车，一只装的是衣服，一只装的是书和实验资料。 飞机落地法兰克福的时候，机舱外是阴沉沉的天，细雨打在舷窗上，整片天空都是铅灰色的，沉甸甸地压着，看起来和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很像。 我拖着行李走出到达厅，在茫茫人群里站了整整三分钟，才找到接机的联络人——一个戴眼镜的德国年轻男生，举着一块白色的纸板，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苏博士"两个字。 我几乎笑出声来。 那是我到德国之后，第一次觉得松了一口气。 02 汉堡大学的实验室比我想象中大，设备也比国内先进不少。 项目组里一共七个人，五个德国人，一个韩国人，还有我。组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教授，叫施密特，说话很慢，但逻辑极其清晰，第一次组会就把我的研究方案挑了四个漏洞，挑得我哑口无言，回去改了整整两天。 我不服气，但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 在汉堡的头三周，我过得很孤独。 不是语言障碍，我德语和英语都过得去，交流没问题。是那种更深层的孤独——身边所有人下班之后都有地方可去，有人等，有饭局，有家，唯独我推开公寓的门，迎接我的是一室的安静和窗外陌生的街道。 我不是没试过融入。 韩国同事朴成俊拉过我去参加一次聚会，一群各国留学生挤在一个小公寓里，喝酒、放音乐、聊天，热闹得很，但我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我给我妈发了条消息，说"挺好的，适应得不错"。 然后关掉手机，一个人在汉堡的夜晚走了很长一段路。 就是在那段时间，施密特教授提到了马克·霍夫曼这个名字。 那天下班后，施密特留住我，说他有个私人聚会，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说是认识一些本地商界的朋友，对拓展科研合作有好处。我本来想拒绝，但他补了一句："在国外做研究，不能只有实验室，人脉也是资源。" 我想了想，跟去了。 聚会在汉堡老城区一栋私人别墅里，到场的大多数是本地商界人士和学术圈的人，西装革履，手里端着红酒